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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新竞争范式下中国培育新动能的战略和思路

2018年09月27日来源:《中国科技论坛》2018年08期    作者:贺俊

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重构,全球主要工业国家要素成本位势的相对转变,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创新范式的新要求,都构成了新时期培育新动能的基本约束条件,并要求我国的新动能战略能够有效适应这些条件。

尽管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对新动能有多种解释和说法,但必须承认,培育新动能最核心的内容是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成长。未来影响中国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绩效存在三个关键因素:一是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重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秩序明显进入了一个结构重塑、重新洗牌的新时代。作为国际经济秩序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秩序,也进入了一个规则重构的新时代。新一轮贸易投资秩序重构不仅会影响中国新兴产业能够多大程度上利用欧美等高端市场,同时也使得中国新兴产业融合和整合、利用、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成本和难度加大。二是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深度转换。随着中国要素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美欧等制造业复兴战略的深化,以及印度、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发生了转换。发达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和科技创新降低制造业成本,后发国家通过改革和开放释放低要素成本优势,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后发追赶国家的双重压力。三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制造业竞争力的深刻影响。中国虽然在新兴技术的产业配套和市场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科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积累和专利部署方面与美、德、日仍有较大的差距,特别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是整个高技术生态对未知技术的探索,而不是大企业在既有成熟技术路径上的攀升,这就要求与之适应的创新生态必须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培育新动能、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和思路必须与之前在成熟产业追赶发展的战略和思路有所差别。在中国产业结构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根据发达工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来催化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的产业在中国发展,政府选择和培育的难度相对较小。然而,当前代表全球技术前沿的新经济主导技术和产业形态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产业专家、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都不能事先准确判断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思路会大打折扣。然而,虽然具体领域的新兴技术是不确定的,但通用技术是相对清晰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产业政策不是人为选择所谓的新兴产业,而是大力发展以信息网络、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其政策思路是,不管新兴产业如何发展和演进,其技术的源头都在通用技术。同样,德国和日本的产业政策资源也大量导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将结构性产业政策及其引导的政策资源转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才能使中国的新兴产业发展走出“重复引进和产能过剩”的怪圈。

当前强调弱化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并不是要政府在培育新动能上无所作为。在新竞争范式下,政府弥补创新体系的结构性缺失,是更加市场化,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接受,也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针对目前我国制造业共性技术供给机构缺乏、供给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未来政府通过完善创新体系促进通用技术创新和扩散应用,从而催生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一是高水平建设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建议依托海外高层次人才而不是依托既有的科研院所,全新设立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中国制造业共性技术供给的重要机构。借鉴国际成熟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的普遍规则,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采取“公私合作”的运营模式,提高研究院的公益性和效率。二是建立跨学科的、任务导向、长周期研究项目的国家实验室。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存在着较强的功能不完善问题。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研究项目设立方面应有别于既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不同于高校和中科院等研究机构的学术型研究,其研究项目应当是任务导向的、应用导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由于研发项目和投资金额巨大,高校和企业无法承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通常应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和转化才能形成经济效益,因而应为长周期的研发。三是选取重点行业重建共性技术研发机构。随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调整、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和各个行业自身发展阶段的转换,这种结构性缺陷的负效应会不断强化和显现。充分利用当前企业具有强烈的共性技术需求以及国家和企业具备较为充裕的资金投入能力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全球高素质研发人才快速流动的有利机遇,前瞻性地推进重点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改革和建设,特别是鼓励各类协会和地方探索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行业共性研发机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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