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周边地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同质化竞争与应对之策”（2018P04）阶段性成果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产业在国际间梯度转移”“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等方面。然而，在我国过去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如部分产业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部分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被锁定”的低端，部分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等，表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可能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自身的创新和突破，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妥善处理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前提。
高精尖产业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
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动能逐渐集聚、新经济多点开花、新业态层出不穷，沿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分析范式，对未来作进一步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迫切需要审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变化。
第一，从关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向着力高精尖产业的引领作用转变。数据显示，我国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已从1978年的27.7%、47.7%、24.6%转变为2017年的7.9%、40.5%、51.6%。其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2006年达到高点后处于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2015年就已突破50%。近几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以高新技术为基础、技术关联特征更广泛、拉动产业链范围更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更高的高精尖产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更为突出。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2017年区内规模以上高精尖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在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不到1/6，但以信息、科研、教育、金融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在地区增加值中的比重为65%，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6%。
第二，从产业在国际间的梯度转移向新经济产业的全球辐射转变。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积极融入国际生产网络，逐渐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尽管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大，但直到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高端的关键核心技术，对我国转移的多数是低端的、过时或落后的生产环节或行业。近几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以分享经济、创客经济、平台经济、枢纽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能够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转变角色产生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如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滴滴出行、ofo、摩拜、中国中车等企业，依靠投资、技术输出、并购、设立分支机构等手段，在泰国、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拓展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和高铁等业务。
第三，从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向高端资源的全球配置转变。实践证明，全球价值链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意志而忽略不发达国家的话语诉求，强调纵向分工间的约束机制而弱化低端企业内生性成长的激励机制，因此，发达国家长久以来占据着高端位置，而我国则始终处于“被俘获”“被锁定”的中低端。近几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的背后是竞争优势的动态加强，而后者又起因于高端资源的全球配置。以高端人才资源为例，2015年美国高等教育共吸引了90.73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来自中国（32.1%）、印度（12.4%）、韩国（7%）、沙特阿拉伯（5.9%）、加拿大（3.1%）；同年我国高等教育共吸引了39.76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来自韩国（16.8%）、美国（5.5%）、泰国（5%）、印度（4.2%）、俄罗斯（4.1%）。可见二者差异之大。
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的趋势不变
辩证来看，在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变”，也有“不变”。后者突出反映在以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为基础，对不同产业的技术特征联系及其演进规律所展开的分析上。
第一，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的趋势不变。产业融合是经济分工的一种形态，在多数情况下，起因于技术条件的改善、市场管制的放松、流程管理的再造和市场需求的演变等因素，能够为产业创新注入新活力，为产业绩效提供新保障，为产业发展集聚新动能。实际上，我国当下出现的金融科技、在线教育、共享单车、网络购物等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都是产业融合的典型代表。然而，这并没有超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的内涵。与以往计算机技术驱动不同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别在于，这些“互联网+”企业与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有着密切联系。如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小米、今日头条等企业，以上述多样化的新技术驱动为基础，实现了金融与科技、出行与科技、零售与科技、餐饮与科技、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当下最具活力、最典型的独角兽企业。
第二，产业生产效率区别增长的过程不变。生产效率的长期差异会通过影响产品市场价格变化，进而引导要素资源在各经济部门间流动。当资源配置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为正时，高质量产业转型升级便得以实现。实际上，我国当下所出现的人才热、资金热、政策热等现象，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加速流动的客观反映。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因素的驱动，使产业生产效率出现了长久性的波动。这也没有超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产业生产效率区别增长的内涵。与以往广撒网式的教育扩张、资金漫灌和政策普惠的区别在于，它们更注重高端人才、匹配资金和精准施策。以人才热为例，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前景不断扩大和技术创新不断深化，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因此，从领军企业离职创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第三，产业发展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不变。驱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金融支持等，它们的作用机理不管是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还是在现代产业转型升级中，都未曾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技术创新驱动的作用机理在于：提供多样化的技术、信息、知识等高级投入要素组合，通过引发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方式的重大变化，使传统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并催生新业态的发展，最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驱动的作用机理在于：通过增加对教育的整体投入，一方面使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间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使高层次人才作为要素资源本身，在不同产业间进行有效流动，直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驱动的作用机理在于：不仅可以发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通过影响和调整产业存量、增量结构，直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通过激励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间接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当然，现代金融产业的发展壮大本身也构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基于以上分析，在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中，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识别高精尖产业。要立足区域要素资源禀赋，培育高精尖产业作为现代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第二，健全国家层面的全产业链。要围绕高精尖产业，打造国家层面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合理布局产业发展空间，避免陷入“内耗式”的恶性竞争陷阱。第三，推动新经济产业的全球辐射和高端资源的全球配置。要利用在技术、规模、经验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新经济产业的全球辐射，抢占市场先机；也要千方百计“走出去”，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高端资源，发展动态竞争优势。第四，积极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创新股债结合融资方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完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加强对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