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中国式管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至少蕴含了三重价值取向。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现代化，其价值分配必定契合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判断标准与价值主体皆来自全体人民。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中华民族历尽沧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与哲学智慧，从本体论的视角为中国式现代化廓清了文化底蕴与价值内核。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共享价值取向。共享不仅体现为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共享，更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共享。共享价值涵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等多重价值范畴，还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体来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与创新主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微观组织基础。管理学是研究组织资源配置的学科，构建中国式管理体系对呼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管理兼容西方一般管理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形成“东西融合”与“兼容并包”的管理范式。

第二，中国式管理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企业组织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构建契合中国企业现代化发展的管理理论体系，形成一套解决中国企业问题与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第三，中国式管理并非不与西方管理学对话，而是摆脱西方管理学研究体系中过度聚焦数据驱动的经验性研究，转向问题导向型与理论建构型研究，以中国企业管理重大问题下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主攻方向，向世界输送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范本。

儒家文化视野下中国式管理的构建

追根溯源：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多重命题

从底层理论基础来看，人性假设理论是管理学发生和演化的重要理论主线。人性假设理论一直贯穿西方管理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管理学理论“开宗立派”时，即科学管理时代，“经济人”假设是基础性的理论。“经济人”假设将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逐利个体，其日常活动均是为了实现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管理对人的激励也是经济激励，即最大程度激发人的自私动机以及围绕人的自私动机开展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发挥人的潜能与积极性。在“经济人”假设下，管理者的一切制度设计与考核机制皆围绕经济利润展开，组织与人是高度统一的利润最大化结合体或者统一体。

科学管理时代之后，梅奥等提出的社会人假设成为主流。著名的“霍桑实验”直接印证了环境因素与人的社会性需求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人假设下，管理活动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充分考察人的社会心理需求，组织氛围、成长空间、人的价值等成为组织设计以及管理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科学管理时代的以“物”为中心逐步转向了以“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理论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管理学界提出“自我实现人”这一全新人性假设观，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以及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被摆在了需求的最高位置：最大程度地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人放置在创造性的岗位自我驱动目标实现，进而形成自我管理的内生驱动体。此后，西方管理学又提出了“复杂人”“文化人”等多种人性假设理论。

总体而言，在西方管理学的主流人性假设理论体系之中，“经济人”假设是管理逻辑的原点，其他人性假设是“配角”或者辅助性工具，共同构筑起一个“经济人”假设下的商业组织主导的商业世界。

价值回归：中国式管理对人性假设的多层次修复

孔子比较关注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以及教化与社会秩序的问题，对人性问题关注较少。《论语》中提到“性相近，习相远也”，即在先天人性层面不同人具有相似性，而后天环境习得的人性则是差异巨大的。这没有直接指出人到底具有何种属性，仅仅是对人性的形成阶段进行了论述。然而，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难看出，孔子秉承的观点是先天人性是一致的，这种先天的属性大概率接近于“仁”与“善”。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性本善”与“致良知”，认为人性的起点是向善，人性本善是仁政无敌的基础条件。这为组织提供了一种管理人的思路与方式，即管理者需要对被管理对象实施“仁政”，以“仁爱”得天下。荀子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性善论”，提出“人性本恶”为基础的人性论，认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认为人天性懒惰，顺其自然会对社会发展起负面作用，需要圣人规定约束与改造人性，即通过制定礼义教化改恶从善。按照性恶论，法治与德治是实现性善的转化条件。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与荀子的人性学说提出“天下无患，然后性可善”，系统提出了人性“善恶”存在的社会条件，强调教化以及和谐社会是实现“性恶”向“性善”转化的必要条件。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在几千年前就对管理学理论中的人性假设问题进行过探讨，与科学管理时代的“经济人”与行为科学时代的“社会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观不是简单地把人看作“经济人”或者“社会人”，而是认为人性是复杂多样的，需要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道德规范、礼仪习俗等）构建一个有爱社会，确保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儒家思想的人性观实质性地修复了西方管理思想中的单极化思维，承认人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并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协调，即注重制度建设，这为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组织基础：超越商业企业的共益企业

组织是承载战略制定、战略实施与创造组织绩效等管理活动的重要基础，通过系列管理活动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进而节省资源配置成本，协调内部成员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相应的价值创造活动，确保企业家意志、股东意志能够顺畅实施并富有成效。不管是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现代管理时期还是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主流的组织依然是商业组织。商业组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开展资源配置活动，这要求整合企业家、股东和组织内成员的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组织经济利益最大化，在特定情境下个体利益最大化服从组织利益最大化。商业组织运行的逻辑原点是西方管理学中的市场逻辑本位，即在资本逻辑下以最小化要素成本实现最大化经济产出。这意味着组织的非经济利益被排除在外或者局部性地嵌入组织利润体系之中，服从组织利润最大化的整体目标。这严重割裂了商业组织与社会、商业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内在关系。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其组织基因是仁爱甚至博爱，这要求组织不要只思考个体视角下的利润最大化，而要以整合、系统、全局思维思考组织嵌入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多重系统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在谋一域的基础上谋全局，谋全局但不伤害一域，追求整体式的“帕累托改进”。中国式管理下，必须跳出单一的商业类型的组织框架，走向商业属性与社会属性双元平衡的混合型组织。中国国有企业便是混合型组织的典型例证，特别是在战略性行业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中央企业的混合价值创造更为明显。

混合型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是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在组织使命上，共益企业超越单一的商业企业或者社会企业，更强调商业与社会的相互兼容，追求的是整体性的双元融合和渐进式动态性的双元融合；在组织价值创造上，共益企业表现为经济、社会与环境多重利益的内在平衡，并在此基础上最终走向高阶共享价值创造。

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中国式管理的组织基础必然走向更高层次的共益企业，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组织基础决定的，更是由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乃至中华文明体系追求“阴阳平衡”“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决定的。因此，构建中国式管理范式必然要求在组织基础上构建涵盖“商业组织—共益企业—社会企业”的多层次组织类型体系，将共益企业摆在组织基础建设的核心地位。

迈向中国式管理的多重进路

认知基础：从利润最大化到综合价值最大化

从西方管理学的历次演进来看，无论是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还是现代管理时期，组织运营与管理的认知基础都是利润最大化，这种利润表现为经济利润。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创造最大化利润。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企业是投入既定生产要素创造既定产出的生产函数。企业被看作是一个“黑匣子”，其异质性表现为生产函数要素配置的差异性。

科学管理时期，管理者对动作和任务进行管理，需要确定工人的任务，明确动作标准与激励计划。在科学管理范式下，目标管理成为全新的管理模式，即通过工作与时间研究确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指示，保证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这种管理目标体现为组织的经济效率，即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产出。进入行为科学时期，管理者更加关注人的因素，关注人的物质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通过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满足其各类需求，最终保持组织目标的顺畅实现。虽然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科学管理时代的“机械论”或者“工具论”，更关注组织中的道德机制与社会属性，但人依然服务于组织总体经济利润最大化这一基本目标。20世纪下半叶，整个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跨国管理的跨文化融合成为现代管理时期的主要表征，但依然未能改变以利润中心的认知基础。

在儒家文化体系下，中国式管理更强调整体性思维而非个体思维，即组织存在是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相互嵌入的大系统，为经济性利益相关方与社会性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重视整体价值最大化。儒家秉承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路径，由个体价值逐步走向个体嵌入的宏观系统的价值。这种“修身”并非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优或者最大化，而是以社会规范、道德伦理与美德实现“为天地立心”，通过平衡取舍走向利己与利他的相互融合。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家文化下的中国式管理追寻的是通过管理活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的价值创造指向整个利益相关方，不牺牲某一利益相关方来达到目的，从压榨性利润转向契合道德与美德的利润，逐步走出西方管理学的有限理性困境。

战略表征：从“你输我赢”的竞争哲学转向“双赢共进化”的共生哲学

从西方管理学的哲学基础来看，泰勒制开启了以研究人为中心的组织行为学研究，通过分析人的工作效率（时间与动作研究）逐步将管理学变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泰勒制是通过定员定额的方式实现组织管理中的“量化”，组织中的人成为领导者或者管理者的“工具”，服务于组织效率最大化与经济利润最大化的最终目标。“霍桑实验”将管理学的研究视野从人的动作推向了组织环境，特别是对人具有激励作用的环境。然而激励依然服务于组织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人仍是组织“赚钱”的基本工具，人的感情诉求、社交诉求以及自我实现诉求等皆围绕经济目标这一核心目标而展开。

此后，管理学虽然产生了诸多理论流派，如管理科学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复杂管理学派等，但都是围绕组织竞争这一基本战略展开，体现为一种竞争哲学。竞争哲学下组织存在的基本空间是市场，即竞争围绕着市场交易与服务展开。没有企业组织构成的市场，组织战略也就无从谈起。竞争哲学下组织竞争的基本方式是资源竞争，即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的竞争。企业组织在市场空间中获取最合适的生产要素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获取与配置生产要素遵循竞争逻辑，即以最小成本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竞争哲学下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体价值最大化而非整体利益或者综合价值最大化。这意味着企业组织遵循的是企业个体利润最大化，表现为企业家利润或者股东利润的最大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被排除在外。不难看出，竞争哲学下的战略表征为个体大于集体、资源大于生存、利益大于价值、短期大于长期，难以跳出利润至上的个体中心主义。

中国式管理下的战略从竞争哲学转向了共生哲学。共生哲学依然立足市场这一基本的竞争空间，但竞争方式、实现手段与最终目标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具体来看，在组织存在的基本空间上，共生哲学追求的是各类组织有机共生，按照其基本的功能定位与能力优势形成协同与互补的共生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组织之间没有竞争或者说排斥竞争，而是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并非“你死我活”和“你输我赢”的竞争哲学。在竞争方式上，共生哲学下，组织竞争在遵守契约与法治的基础上，更强调竞争的正外部性，即竞争的结果是实现了资源更优的配置以及价值创造的综合最大化。在组织价值创造目标上，共生哲学强调的是企业综合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以及共享价值创造最大化。这意味着企业并不仅仅关注企业家利润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看到了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创造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真正实现企业组织与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共生。

主体基础：从企业家迈向员工企业家

在西方管理学视野之下，企业家居于利润创造的核心地位，原因在于企业家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需求，以风险承担能力追求超额利润，立足企业家的风险寻求特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企业家通过创业或创新方式开展生产要素组合配置，研发新产品或者改善既有产品功能，提供新服务或者改善现有服务。一定程度上，企业家成为生产要素的核心主体，即企业家是真正意义上发现生产要素、获取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竞争范畴下的企业竞争本质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激活与释放企业家精神成为市场运行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如何优化或者建设市场体系可以转化为如何激活或者培育企业家精神。遗憾的是，由企业家主导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是受限于企业家自身的有限理性，更重要的是其将具有创新与创造精神的更大范围的“企业家”，如员工等，排除在价值创造对象与范畴之外。

儒家文化下的中国式管理遵循人本逻辑，不管是孔子强调的“未知生，焉知死”这一以人为中心的民生观，还是孟子强调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本观，都属人本主义，即以人为中心。在现代企业管理语境下，“人”不仅仅是企业家，更包括一切参与企业运营管理与价值创造活动的个体；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主体也不仅仅是企业家，更包括组织内的员工以及组织外的用户等。形成员工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创业、用户驱动的创新等多种资源配置方式，最终实现从企业家个体语境走向员工大众的群体语境与大众语境，这意味着儒家文化驱动的中国式管理追求员工企业家、草根创客、用户创新等多种类型的企业家精神涌现与共生。

实践基础：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

知识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客观上承认了人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有限性。“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可以理解为客观世界的运行法则与规律，是具体性、经验性知识的抽象表述。在知识的学习获取方式上，孔子提及了四类知识来源与获取方式，包括圣人、“学而知之者”、“被动学习者”与“下愚”。其中，圣人是最高境界，具有“生而知之”的天赋性知识；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者均为“学知”，即通过学习获取客观世界的知识；最后一类是自暴自弃的“愚人”，在知识学习上属于无法改变甚至不可改变的类型。孔子认为求知的目标是获取“道”，这种“道”体现为“仁道”，客观上实现了道德人伦的“真善美”与知识探索目标的内在统一，即追求求知的“德性”逻辑。孟子、程朱理学、王阳明、王夫之等均发展了孔子的知识论思想。孟子的“良知良能”、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辩证统一”等，从“知大于行”“知等于行”走向了“知服务于行”，逐步廓清了知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儒家思想中的知行论为中国式管理哲学奠定了实践基础，即“管理就是实践”。这种实践性表现为管理学理论研究不仅解决“知”的问题，即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有“行”的问题，即企业管理实践进程中的各类现实问题。这要求管理学研究者必须回归企业现实，着重围绕企业所处的现实管理情境与现实管理现象创造与创新“实践性知识”。

在发展演变中，西方管理学逐步成为一种“无用之学”，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出现巨大的脱节断链，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两张皮”始终未能弥合，相关研究成果对管理实践者而言无异于“废纸”。

中国式管理学研究需要在“知行辩证统一”的儒家哲学基础上，聚焦三大类研究范式做强做大。一是聚焦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理论研究，围绕中国情境、中国企业、中国问题探索契合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管理学话语体系，而非彻底或者一味对标西方主流评价期刊标准，走向西方人偏好或者关注的“中国故事”的管理研究死胡同。二是聚焦西方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的应用性研究，寻求西方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问题的适配理论场域，为中国企业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一般性的理论应用体系。三是围绕一般性管理理论持续创新作出中国式管理学的原创理论贡献，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寻求东西融合的“渐进式”路径，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沃土，构建一套契合西方管理普适性范式与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元理论体系。

阳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苹果公司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阳镇,陈劲.儒家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构建[J].清华管理评论,2023,(10):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