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数深度融合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现状与对策

 

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对实数融合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到“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表述调整，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对二者关系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了实体经济在融合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尽管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仍有提升空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能够形成多点支撑、多极增长的发展格局，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的基础。由此，如何通过实数深度融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实数深度融合，即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指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融合，实现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一融合发展模式承认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深度融合的自然趋势，数字经济以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实体经济则为数字经济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市场。实体经济是实数深度融合的主体和基础，数字经济发展必须依托实体经济支撑，实数深度融合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和根基。从理论内涵看，实数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涉及生产方式变革、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布局重构的系统性变革。它既包括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也包括实体经济向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拥抱，形成双向互动、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

从现实背景看，实数深度融合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使得欠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接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又可能进一步扩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形成“马太效应”，使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遇，而数字化基础薄弱的地区则可能面临边缘化风险（史丹、孙光林，2023）。这种双重效应使实数融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理论层面分析，实数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涉及多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空间经济学理论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新特征，传统的距离衰减规律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发生了哪些变化，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如何重构区域发展格局。二是产业转移和梯度发展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新内涵，数字技术是否改变了产业转移的方向、速度和模式，如何通过实数融合实现产业在区域间的合理布局。三是创新扩散理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发展，数字平台如何影响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空间模式，网络效应如何重塑区域创新体系。从政策实践角度看，研究实数融合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何将这两大战略有机结合，通过实数融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各地区在推进实数融合方面的进展不均衡，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人才资源分布不均、政策协调不足等问题，需要在理论指导下探索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是什么？这涉及对数字技术改变区域发展逻辑的深层次理解，需要从空间重构、要素配置、产业升级、创新扩散等多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当前实数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哪些现实困境？需要系统梳理制约实数融合发挥区域协调作用的关键因素。第三，如何构建实数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化路径？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具有针对性且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丰富和发展数字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深化对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实践意义在于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实数融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企业参与数字化转型提供战略制定参考，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的路径和模式。

二、文献综述

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1世纪初数字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交汇融合。从学术史发展脉络看，这一研究领域经历了从技术驱动论到系统协调论的理论演进过程，形成了相对完整但仍存在争议的理论体系。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实数深度融合的理论基础及演进

实数深度融合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新经济理论的兴起，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21世纪初。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作用，Brynjolfsson和Hitt（2000）提出的IT生产率悖论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数字技术经济效应的持续争论。

在理论机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分析。技术融合维度强调数字技术通过自动化和任务创新两个渠道重塑传统生产模式（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技术悲观派和技术乐观派的分歧。技术悲观派以Gordon（2016）为代表，认为当前数字技术难以复制历史上通用目的技术的增长效应；技术乐观派则强调数字技术将通过生产函数的根本性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要素配置维度关注实数深度融合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实数融合发展加速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形成了数字化程度提升和融合后效率优化的双重机制，这一发现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蔡跃洲、牛新星，2025），但需要警惕时滞效应（Brynjolfsson et al.，2019）。产业重构维度聚焦实数深度融合发展对产业组织形态和价值链结构的深层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导致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黄先海、高亚兴，2023）。

（二）数字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挑战与重构

传统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在数字时代面临重大挑战，迫切需要理论重构和范式更新。传统理论框架主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时空特征构建，强调要素禀赋差异、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决定性作用（魏后凯等，2020）。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的经济含义，传统的距离衰减规律和地理邻近性假设面临严重挑战。理论重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空间理论的数字化拓展方面，Baldwin（2016）提出的新全球化理论强调信息技术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革命性影响，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交融创造了全新的区域发展逻辑。网络连接能力开始取代地理位置成为决定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二是知识溢出理论的网络化演进方面，传统理论强调地理邻近性对隐性知识传播的重要性，但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知识传播的空间模式。网络邻近性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有效替代地理邻近性，显著扩展知识溢出的地理边界（刘修岩、王峤，2022）。三是技术扩散理论的复杂化发展方面，技术扩散速度和模式对区域发展差异具有决定性影响（Comin and Mestieri，2018），但数字技术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路径依赖特征使其扩散过程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这些理论挑战要求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新型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框架。

（三）实数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Parker et al.，2016；李勇坚，2025），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更加复杂。同时，数字经济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李晓华，2025），其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数字鸿沟”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制约因素（史丹、孙光林，2023）。

在直接促进效应方面，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就业、新质生产力的总体影响（牛欢、严成樑，2021；刘翠花、丁述磊，2025；刘姗姗，2025）。中观层面的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对特定行业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夏杰长、张雅俊，2025），对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影响存在差异（朱俏俏等，2025）。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实数融合显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边界（黄先海、高亚兴，2025），还会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和全要素生产率（蒋为等，2024；张自然、海梅红，2025）。在间接促进机制方面，实数融合发展对区域协调的复杂影响路径表现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可能加剧创新要素向核心城市集聚，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平台降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要素配置优化。这种双重效应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承接能力。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仍存在以下不足：理论层面，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或局部视角分析实数融合发展的影响，缺乏基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能够统一解释技术融合、产业协同、空间重构、制度创新等多重维度协同演化的综合分析框架；政策层面，现有政策建议多为一般性原则，如何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构建既体现整体性又突出差异性的政策体系，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

（一）空间重构与要素流动

实数深度融合通过重构经济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逻辑。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物理空间的地理约束被虚拟空间的网络连接所突破，形成了“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并存的新型空间结构。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方式，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了区域比较优势的内涵和实现路径。

实数融合首先改变了空间经济的基本内涵。传统经济空间以地理邻近性为基础，强调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作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以网络连接性为基础的新型经济空间，网络连接能力逐步取代地理位置成为决定区域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地位的关键因素。这种转变使区域比较优势从基于自然禀赋的静态优势转向基于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网络连接能力的动态优势，为欠发达地区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发展跨越创造了理论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实数深度融合创新了生产要素配置模式，实现了要素在更大时空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数字金融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打破传统金融体系的地域限制，实现了资本的跨时空即时配置。云计算和分布式系统使技术要素实现了远程共享和协同创新，技术的地理锁定效应显著减弱。远程工作和数字化协作实现了物理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分离，人力资源配置不再受地理位置严格约束。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网络外部性等特征，其跨区域流动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综上所述，空间重构与要素流动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双重性特征。促进效应体现在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约束，为欠发达地区接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促进了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抑制效应则表现在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发展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较强的地区更容易吸引高端要素集聚，而数字化基础薄弱的地区可能面临要素进一步流失的风险。数据要素的集聚效应也可能导致数据垄断和平台垄断的形成，影响要素配置的公平性。

（二）产业链价值链重塑

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看，数字技术通过降低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成本，推动产业组织从纵向一体化向网络化协作转变。产业链的模块化程度显著提升，不同环节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区位，形成更加灵活、高效的产业组织模式。数字平台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组织的扁平化和网络化。平台经济通过整合供需双方，降低匹配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

在价值链重构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传统“微笑曲线”的价值分配格局。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的兴起，使制造环节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升价值含量，改变了以往制造环节位于价值链底端的传统认知。智能制造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制造业的区位选择逻辑。传统制造业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而智能制造更加依赖技术创新能力、人才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这种变化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空间效应。数字技术打破了服务业“不可贸易”的传统属性，使许多服务能够通过数字平台进行远程交付，为欠发达地区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创造了条件。高端服务业的数字化往往需要复杂的知识体系和创新生态支撑，可能进一步强化发达地区在金融、咨询、研发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方面的优势。

产业链价值链重塑的影响同样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数字化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模式选择，使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求更高的技术能力和人才支撑，可能加剧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头部平台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限制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发展空间，影响产业链价值链重塑的包容性。

（三）创新驱动与知识溢出

数字平台的出现创造了全新的创新生态系统。传统创新扩散理论强调地理邻近性对知识溢出的重要性，认为隐性知识的传播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许多隐性知识能够通过编码化、标准化和平台化的方式实现远程传播。开源软件、在线协作平台、云计算服务等数字化工具大幅降低了创新的门槛和成本，使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创新主体能够开展大规模协作创新。

在知识溢出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造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传播网络，根本性地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时空模式。传统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员流动、企业间合作、产学研联合等渠道来实现，其空间范围相对有限，时间维度也存在滞后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创造了虚拟的知识共享空间，通过在线教育平台、专业社区、技术论坛、学术社交网络等载体，使得知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传播。这种变化不仅扩大了知识溢出的地理范围，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实时性和互动性的知识传播，为欠发达地区获取前沿知识和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数字技术还推动了创新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正在被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用户驱动创新等新模式所替代。众包、众创、众扶、众筹等基于互联网的创新组织方式，使创新不再是少数精英和大型机构的专利，而是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活动。这种创新模式的变革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蛙跳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这些地区能够跨越传统的技术发展阶段，在某些新兴领域实现技术追赶甚至超越。

创新驱动与知识溢出的促进效应体现在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创新门槛和成本，网络化创新模式为不同地区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然而，也应看到，数字创新往往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基础和人才支撑，可能进一步强化发达地区的创新优势。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垄断问题可能限制知识的自由流动，影响创新成果的普惠性扩散。

（四）市场一体化与资源配置优化

实数融合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消除市场分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区域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理论上，数字技术通过降低搜寻成本、匹配成本、监督成本等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要素市场一体化方面，数字技术为各类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为要素配置提供了信息支撑，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体系的时空限制，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加便利和普惠的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的建设促进了人才信息的透明化和流动的便利化，有助于实现人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数字技术还推动了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为市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整合政务资源、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大幅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务院办公厅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注册用户超过10亿人，各类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0%以上。跨区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实现，为企业跨区域投资和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

市场一体化与资源配置优化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有效打破了地域分割和行政壁垒，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助于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可能导致新的市场垄断，大型平台企业可能利用数据优势和技术壁垒限制竞争。数字化交易对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的要求可能使部分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改善民生

实数融合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传统公共服务供给受到地理空间和资源约束的严重限制，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往往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地理不平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这种空间约束，通过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政务等应用，实现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远程传输和共享。

这种供给模式的创新改变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属性，使其从“地方性公共物品”向“全国性公共物品”转变，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公平性。在教育公共服务方面，在线教育平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个性化教学和精准化服务。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路径，显著提高了学习效果。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超过1.64亿人，访问量累计超过613亿人次。通过数字技术，偏远地区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同等质量的教育资源，为实现教育公平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同时，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AI辅助诊断等技术应用，使优质医疗资源能够跨越地理障碍向基层延伸。这不仅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而且改变了医疗服务的供给模式，从传统的“患者就医”转向“服务到人”。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已设置互联网医院超过3000家，远程医疗服务覆盖所有地市和90%以上的县区。

综上所述，一方面，数字技术显著扩大了优质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服务供给效率，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服务对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的依赖性较强，数字鸿沟可能导致新的服务不平等。数字化服务在人文关怀、个性化需求满足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可能影响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上述五大机制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关联、协同演进，共同构成了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完整作用体系，具体如图1所示。

 

四、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境况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跨越发展与区域分化并存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实数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5G基站累计部署超过425万个，千兆光网覆盖家庭数量突破5亿户，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二级节点超过350个。这些指标不仅在数量规模上实现跨越式增长，在技术先进性和应用覆盖面方面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通过系统实施“宽带中国”战略、5G网络建设专项行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等重大举措，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5G网络的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特性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关键应用场景提供了技术支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载体，目前全国已形成超过340个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平台。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数据中心空间布局，提升了算力资源配置效率。

尽管整体建设成就显著，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分化现象依然突出。东部沿海地区在5G网络覆盖密度、光纤宽带普及率、数据中心建设规模等核心指标方面显著领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仍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移动电话基站平均数分别为49.15万个、36.43万个、27.52万个，光缆线路长度也呈现类似的分布特征。造成这种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市场需求的不同使得企业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偏好，地理条件的制约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和难度，政策协调的不足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问题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

（二）数字人才培养的快速发展与分布失衡的矛盾

中国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实数深度融合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资源支撑。高等教育机构积极调整专业设置，大幅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云计算工程等新兴专业，数字经济相关专业毕业生数量实现快速增长。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数字技能培训项目，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培养了大量应用型技术人才。企业通过内部培训、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数字技能提升工程，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培养生态体系。《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4）》显示，全国数字人才总量已超过3100万人，在全球数字人才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数字人才分布失衡的困境依然突出。在区域分布方面，五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人才总量超过全国总量的七成。其中，长三角数字经济人才储量最为丰富，占比达到三成，优势明显。在人才结构方面，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系统架构师等高端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基础性数字人才虽然分布相对均匀，但总量仍显不足。在人才流动方面，主要表现为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单向流动，缺乏有效的逆向流动机制。这种人才分布失衡对实数融合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人才聚集的地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程度较高，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较快。而在人才短缺的地区，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技术支撑不足、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实数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很大制约。

（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梯次推进与水平分化加剧

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梯次推进的良好态势，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数字化转型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覆盖面不断扩大，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升。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5年3月底，全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为83.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66.2%。在服务业领域，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农业领域，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农村电商等新模式加速推广，农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东部地区依托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走在前列。中部地区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西部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和政策支持，在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数字化发展实现了突破。东北地区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在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同时，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充足的数字人才和活跃的市场环境，在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明显领先，如浙江省重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90%以上，江苏苏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改数转”覆盖率甚至超过98%。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程度仍然偏低，且多数停留在自动化改造阶段，真正实现智能化的企业比例较低。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东部地区依托发达的数字经济生态，在各个服务业细分领域的数字化程度都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化主要集中在消费端，生产端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在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四）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的统筹推进与协调不足的挑战

中国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实数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国家层面建立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组织架构，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要政策法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数字治理政策体系。各地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数字化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大幅提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改革举措惠及亿万群众。数字化监管能力不断增强，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政府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显著提升。数据治理体系初步建立，数据确权、交易、监管等制度框架逐步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取得积极进展。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仍存在区域协调不足的问题。在政策标准方面，各地区在推进实数融合过程中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不同地区在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路径、评价标准、支持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跨区域发展的成本，也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度。在数据治理方面，数据壁垒问题依然突出。虽然国家层面建立了数据共享的制度框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政府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数据共享仍面临诸多障碍。在协调机制方面，虽然建立了一些跨区域协调机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仍存在协调不够紧密的问题。在推进重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展跨区域数字化项目合作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协调机制。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影响了数字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

（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蓬勃兴起与不平衡加剧

实数融合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电商平台、出行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等各类数字平台蓬勃兴起，成为连接供需双方、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共享经济迅速普及，网约车、共享单车、民宿短租等新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为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为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电商平台，偏远地区的农产品能够直接面向全国消费者，农民收入显著增加。通过直播带货，许多地方特色产品实现了从“藏在深山”到“走向全国”的转变。新技术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推动了相关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管理、数字身份、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应用逐步深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但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同样突出。东部发达地区凭借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市场条件，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方面明显领先。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这些平台通过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不断强化自身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吸引相关资源向这些地区集聚。虽然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全国各地提供了参与数字经济的机会，但平台企业总部的集中分布使得高附加值环节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在新业态发展质量方面，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新业态发展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产业链完整性、品牌影响力、运营专业化水平等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中西部地区虽然在一些新业态方面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价值创造能力相对较弱。这种差异可能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区域发展格局，进而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五、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美国：多中心创新网络与区域均衡发展的统筹机制

美国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多中心创新网络模式，通过差异化定位和协同发展实现了创新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避免单一区域的过度集中，通过培育多个各具特色的创新中心，形成互补发展、良性竞争的格局。

具体而言，美国的创新网络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专业化特征。硅谷作为全球信息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主要聚焦于半导体、软件、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完整生态系统。波士顿依托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学府，在生物技术、医疗器械、金融科技等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创新优势。西雅图以微软、亚马逊、波音等大型企业为核心，在云计算、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奥斯汀通过“硅丘”计划，成功吸引了大量科技企业，在半导体制造和软件开发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

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协调作用。联邦政府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为不同规模和地域的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总资助金额超过数百亿美元。先进制造伙伴关系计划（AMP）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6个专业化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涵盖增材制造、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计划，每年投入超过80亿美元支持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2024财年预算为90.6亿美元）。在产学研合作机制方面，美国建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技术转移体系。全美超过200所大学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专门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和商业化。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通过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成功孵化了包括谷歌、雅虎在内的众多知名企业。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建立创业生态系统，每年支持数百个创业项目，形成了从创意产生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

（二）德国：工业4.0战略下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模式

德国在推进工业4.0战略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模式，通过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避免同质化竞争，根据各地区的产业基础、技术优势和市场条件，确定差异化的发展重点和路径。

德国的区域产业定位体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和差异化特征。巴伐利亚州依托宝马、奥迪、西门子等大型企业，重点发展汽车工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建立了涵盖智能汽车、工业软件、自动化设备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该州在慕尼黑建设了欧洲最大的工业4.0示范园区，集聚了超过500家相关企业。北威州作为德国传统工业重镇，重点推进钢铁、化工、能源等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升级，通过建设智能工厂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蒂森克虏伯集团通过数字化转型，降低了钢铁生产的能耗，提升了产品质量。巴登-符腾堡州依托其在精密机械和汽车工业方面的传统优势，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的数字化升级。该州建立了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全流程的数字化体系，形成了从概念设计到批量生产的完整能力。博世、戴姆勒、保时捷等企业在该州建立了多个工业4.0示范工厂，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标杆。

德国政府在推进工业4.0战略过程中注重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联邦政府制定了《数字化战略2025》，明确了数字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各州政府结合自身实际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形成了上下协调、左右配合的政策体系。德国还建立了工业4.0平台，汇聚了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各方力量，为工业4.0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政策咨询。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德国形成了以专业化产业集群为载体的区域发展模式。每个产业集群都有明确的发展重点和特色优势，通过集群内部的合作和竞争，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不同集群之间也建立了合作机制，促进技术和人才的交流。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协会（VDMA）建立了涵盖全国的产业网络，为企业提供技术交流、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服务。

（三）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建设与区域凝聚政策的协同推进

欧盟通过建设数字单一市场和实施区域凝聚政策，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缩小成员国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形成了政策协调和资源配置相结合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超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和财政支持，实现数字化发展与区域均衡的有机统一。

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提出16个关键领域的政策举措，形成了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在电子商务领域，欧盟制定了统一的消费者保护规则和跨境贸易规范，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建立了统一的数据保护标准，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数字服务领域，欧盟推进了数字服务单一许可制度，企业可以凭借一个许可证在所有成员国提供数字服务。

在技术标准统一方面，欧盟制定了5G网络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各成员国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遵循共同的技术路径。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数据战略》提出，到2030年实现所有欧盟家庭接入千兆网络，5G网络覆盖所有人口聚集区，75%的企业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源配置方面，欧盟通过结构基金、凝聚基金等财政工具为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2021—2027年预算期内，欧盟为数字化转型投入总额接近1500亿欧元，其中60%的资金投向东欧和南欧等相对落后地区。波兰通过欧盟资金支持，建设了覆盖全国的光纤网络，宽带普及率超过90%。欧盟还特别注重跨境合作和协同发展。通过建立数字创新中心网络，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欧洲数字创新中心（EDIH）网络涵盖27个成员国的200多个创新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在人工智能领域，欧盟建立了欧洲人工智能联盟，汇聚了产学研各界力量，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此外，欧盟通过多国合作推进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体（Euro HPC JU）投资数十亿欧元建设超级计算中心，为欧盟各国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这些跨境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技术创新，也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日本：社会5.0愿景下的包容性发展实践

日本提出的社会5.0概念代表了数字化发展的新理念，强调以人为本、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包容性发展。在推进社会5.0战略建设过程中，日本特别注重解决人口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灾害频发等社会问题，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化发展模式。

日本社会5.0战略的核心特点是问题导向的技术应用。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本大力发展智能养老技术，通过机器人护理、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等应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老龄化严重的农村地区推广智能农业技术，通过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智能收获等手段，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农林水产省实施的“智慧农业加速化项目”，在全国建立了超过200个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针对地方振兴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地方创生综合战略》，通过数字技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确保偏远地区享有与城市地区同等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在旅游业方面，利用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移动支付等技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京都府通过建设智慧旅游平台，实现了旅游资源的数字化展示和智能化管理。在制造业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通过政府补贴、技术指导、人才培训等方式，帮助传统企业实现智能制造升级。

日本政府在推进社会5.0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协调机制。内阁府设立了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专门负责数字化发展的统筹协调。各省厅之间建立了协调机制，避免政策冲突和资源浪费。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企业界也积极参与，通过产学官合作推进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适应方面，日本特别注重数字素养的普及和提升。政府制定了《数字社会形成基本法》，明确了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目标和措施。针对老年人群体，开展了大规模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根据2023年8月日本总务省的调查，80岁及以上受访者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4%。

通过对美国、德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深入分析（见表1），可以归纳出以实数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共同特征和重要启示。第一，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各国都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帮助相对落后地区提升发展能力，避免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二，差异化发展策略是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优势互补的重要路径。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各国都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建设，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引导，确保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均衡分布。第四，人才培养和社会适应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将数字人才培养和数字素养提升作为重要任务，通过教育培训、政策激励等方式，提升全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能力。第五，跨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是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政策协调、资源共享、经验交流等方式，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协同发展。

 

六、实数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统筹协调的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治理体系

一是完善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治理框架和区域协调机制。规范各地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权限，建立政策协调审查机制，确保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避免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二是建立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新业态发展等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每年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报告》。建立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对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及时预警，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二）构建差异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体系

一是制定全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一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相关部门制定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建设规范和运维要求，确保全国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二是实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差异化支持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倾斜性支持，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向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倾斜。对东部地区重点支持其在前沿技术应用、标准制定、模式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推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三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投资机制，设立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明确投资回报机制和风险分担原则。探索跨区域共建共享模式，避免重复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完善数字人才区域流动和协同培养机制

一是破除数字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人才流动服务体系，实现社保医保关系全国范围内即时转移接续，完善人才档案管理和服务保障制度。对在中西部地区连续工作满三年的数字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先入学等政策支持。二是建立区域协同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支持东部地区知名高校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校或开展合作办学，重点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组建东中西部数字人才培养联盟，通过师资共享、学生交流、联合培养等方式提升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能力。支持龙头企业与中西部地区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建立订单培养和定向委培机制。三是制定精准化的数字人才引进政策。中西部地区根据本地产业特色和发展需要，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对急需紧缺的数字人才提供年薪补贴、科研启动资金、团队建设经费等支持。完善数字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为数字人才职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战略

一是建立区域间产业数字化转型协作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跨区域合作，引导东部地区优势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产业链，形成区域间产业分工协作格局。支持建立跨区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联盟，加强技术交流、标准制定、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二是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数字化支持政策。对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重点支持其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对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通过设备购置补贴、技术改造贷款贴息、数字化咨询服务等方式降低企业转型成本。设立产业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和传统服务业数字化升级项目。三是建立产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体系。构建覆盖全国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诊断、方案设计、实施指导、效果评估等全流程服务。建立数字化转型效果评价标准，从生产效率、质量水平、能耗指标等维度引导企业科学选择转型路径。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培训体系，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

（五）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区域协调机制

制度规则，完善数据产权界定、交易流通、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建立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形成统一规范、互联互通的数据交易网络。制定数据跨区域流动安全评估标准，建立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协调机制。二是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的区域协同。建立政府数据开放清单制度和开放标准，推动各地区按照统一标准分级分类开放公共数据。建立跨区域公共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重点领域数据的区域共享应用。完善数据开放的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措施，确保数据开放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三是建立数据要素收益的区域分配机制。探索建立数据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利益分享机制，对数据输出地区给予合理补偿，调动各地区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积极性。支持中西部地区发挥数据资源优势，通过数据开发利用获得发展资金，形成数据要素驱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模式。

（六）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性协调发展

一是制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统一监管框架。建立新业态监管协调机制，统一监管标准和执法尺度，避免监管政策的地区差异影响新业态健康发展。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预留充足空间。建立新业态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二是实施精准化的新业态培育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支持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新业态。对具有发展潜力但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通过创业扶持、平台建设、技能培训等方式支持新业态发展。对已具备一定基础的东部地区，重点支持其在新技术应用、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形成引领优势。三是完善新业态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建设覆盖城乡的数字化物流配送网络，推进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降低数字经济参与门槛。加强新业态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建立新业态就业服务体系，提升从业人员参与新业态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建立新业态发展统计监测制度，及时掌握发展动态和区域差异，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李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编审，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能源环境经济。

 

李鹏.实数深度融合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现状与对策[J].财经智库,2025,10(03):39-64+147-148.DOI:10.20032/j.cnki.cn10-1359/f.2025.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