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及的经济“新常态”，应特指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将需要面对的增速放缓、结构和动力转换等一系列新趋势、新状态。观察研究经济新常态，必须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新常态”的区域差异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长速度“换档”，但不同区域有别。我国经济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几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阶段性而非周期性现象，也就是我国经济已从过去的超高速、高速增长换档为中高速、中速增长新阶段，以往两位数的增速不再可能出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增速可能保持在7-8%的区间。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国际间的差距已逐步缩小，经济成长逐步进入成熟期，特别是国内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趋紧，长时间高速的增长已难以为继。但是从我国各地区来看，虽然增长率都比过去有所下降，而增长率在不同地区间仍有较大差别，从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呈现“东慢西快”格局，西部有些省区增速都在两位数，这种局面仍将保持一个较长时期，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各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而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后中西部地区可以一味追求经济增速，必须要把速度、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起来，而且要更加重视提质增效。同时，东部发达地区也要在转型发展中避免增速大幅下滑，要把增速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
第二，增长模式“转型”，但比较优势有别。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采取的是粗放发展模式，高增长是以低廉的劳动成本、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的，如果扣除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损害、以及劳工安全等方面的付出，经济的总产出要大打折扣。随着各种资源的消耗增加，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到了终结的时候。由粗放的资源驱动的模式转变为集约的创新驱动的模式，就成为新阶段的新常态。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目前科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高，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制造业大而不强，因此，实现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但是，我国各地区不仅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且资源禀赋也各不相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基础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强，而中西部地区地域广袤，各种资源富集，但高素质人才比例小、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发展模式转型对各地区都适用，但要按照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有所区别，未来一个时期东部发达地区要率先在创新驱动转型上取得进展，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重点领域取得突破；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加快转型，大力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发展向绿色、低碳、环保转型，促进城市发展向集约、智慧、生态转型。
第三，增长动力“改变”，但能量等级有别。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复苏乏力以及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减弱，以往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模式已不再奏效，而内需的培育需要较长过程。那么，我国经济进入换档期后，未来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哪里？新阶段寻找增长新动力也会成为“新常态”。无疑，全面深化改革是最重要的动力源，通过改革激发民众的创业、创新活力，通过改革营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上海自贸区设立仅仅一年就新增企业上万家，足以证明深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日益加大，新时期的改革强调顶层设计，同时各项重大举措要先开展局部试点，开展试点的地区由于获得先行先试的权限，可能较早较多地从改革中获得红利，因而发展的动能要比其他地区更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试点大多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目前开展金融试验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东部沿海获得了较多的改革试点机会，这也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期，希望能够改变这种动力机制非均衡分布的格局，为中西部地区增加更多的改革试点机会，获取更多的改革红利，并以此作为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