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与其他新区不同，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因而我们必须从大历史观视角，从全局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央的决定。中央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解决新的结构性矛盾，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模式，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优化空间结构所下的一盘战略棋局。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需要解决新的地区结构性矛盾
进入21世纪10多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总量规模扩大，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表现在资源环境和产业部门领域，也表现在地域空间层面。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禀赋时空分布不均，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区域结构性问题过去主要是东部地区发达与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发展失衡。然而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区域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虽然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都在放缓，但是“西快东慢”的格局没有改变，中西部地区的GDP、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发展都快于东部沿海地区，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明显在缩小。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地区结构性矛盾，集中表现为“三过”，也就是大都市区出现人口经济的“过密”问题，重化工集中的地区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经济增速“过慢”问题，后两个问题有些重叠。
首先是大都市区的“过密”。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近些年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已达57%。但是人口集聚最快的主要是大城市，像北上广深。首都北京市按规划到2020年人口达到1800万人，而在2012年已突破2000万人（2069万人），目前为2170万人。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在仅0.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集聚了2415万的人口（2016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市常住人口达1350万人；在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市，人口规模达1190万人。中国已从大城市集约化程度不足开始转向集聚“有点过”的问题，过去表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等国家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社会冲突等“大都市病”，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为解决以往发展中未遭遇的大城市病，“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运而生，京津冀地区从首都的“极化”到现在的“疏解”，在中心城区之外建设新城，可以说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其次是重化工地区的产能“过剩”和老工业基地的“过慢”。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证，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必然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某些生产能力的供过于求，特别是像重化工这样的重资产行业，难以及时跟随市场调整，容易累积产能，形成过剩。中国华北、东北是重化工产能比较集中的区域，比如钢铁主要产自河北，煤炭主要产自陕西和内蒙古，大型石化和装备制造主要产自东北三省，目前这些地区正在加大“去产能”的力度，从而使经济增长、人口就业和地方财力都受到严重影响，近几年全国经济增速最慢的地区主要在华北和东北，如辽宁、山西、河北等，辽宁经济增速不仅远低于全国，2016年和2017年一季度还呈现负增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包含地区结构的调整，让“三去一降一补”切实的“落地”，新一轮东北振兴更要在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上下大力气。从全国格局看，近些年东西失衡正在改善，而“南强北弱”的南北失衡还在加剧，因此用新发展理念建设雄安新区，带动河北发展，培育北方新增长引擎，就成为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
二、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是人口经济密集大都市区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到2016年中央政治局研究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再到2017年4月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可以清晰地看出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路，那就是要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实现优化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有序疏解大都市区的非核心功能”，从而为中国未来解决“大都市病”问题找到科学的方案和路径。
所谓大都市区的非核心功能，人们往往认为是指城市中的低端行业（如擦皮鞋、修理、保姆等服务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对于城市居民生活必需的功能并不属于疏解的范畴。大都市区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根据城市定位不同，核心功能也不同。如北京市的核心功能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的核心功能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对于大都市区而言，“非核心功能”主要是指一般工业制造业以及核心功能之外的不适合大城市发展的行业（如大型批发市场）。通过疏解非核心功能及相关产业，带动人口向周边扩散，由此缓解城市设施负荷和公共服务压力，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实现大都市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
“跳出中心城区建设新城”是国际上许多大都市消除城市“臃肿”的经验，也是避免单中心蔓延，集中疏解非核心功能的有效途径。雄安新区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来规划，它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同时要建设创新驱动的新引擎。这说明雄安新区要承接的绝不是来自北京的低端产业，而是科技型产业、总部经济、文创教育旅游等现代高端产业及业态。因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在产业定位上需要注意几点：一是要与中央赋予新区的功能使命相匹配，即集中承接疏解，培育创新引擎，带动河北发展；二是要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尤其是要避免发展高水耗、高物耗、高能耗的产业，严格“以水定产定人”，并且搞好白洋淀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三是要与当地及周边现有产业基础相结合，在高起点、高标准要求下，尽可能多地利用当地已有资源，县域产业调整中尽可能保留那些能与新区产业衔接配套的部分，避免形成“嵌入式”的孤岛经济。此外，在高科技产业上要注意与北京产业的错位发展，让北京成为科技研发创新之源，让雄安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之地。
三、注重提升东西部协调性及南北方协调发展
十多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后发赶超，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据统计，西部12省区GDP占全国经济的份额已从西部大开发初期的17%提升到目前的20%以上，其中重庆、贵州、西藏等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处在全国最高水平。“十三五”期间，如果“西快东慢”的增长格局不出现逆转，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将继续改善，区域经济的协调性将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当然，由于中西部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薄弱，未来仍然需要继续加大国家支持力度，提升东西部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
与此同时，国家区域政策也要适时把南北方的协调发展提上日程。从目前全国经济增长态势看，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大多处于相对低位的情势。据2016年的统计，全国经济增速最低的10个省中，有7个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分别是辽宁省、山西省、黑龙江省、北京市、河北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起步始于北方，经济重心主要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长三角迅猛崛起，国家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南北发展失衡开始加剧。在这种大背景下，在京津冀腹地适时设立雄安新区，可以说也是解决中国南北不均衡问题的点睛之笔，从广东的深圳，到上海的浦东，再到河北的雄安，由改革开放后的“南下”到新常态后的“北上”，不难看出它是中国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战略棋局。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央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同时，新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也浮出水面，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南北方将成为战略投资博弈的新热点，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