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依赖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实现这一点，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暨“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杨瑞龙作出上述阐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杨瑞龙
提到创新，大家最容易联想到技术创新，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观点。通过技术创新，企业改变了原来的生产要素组合，实现了快速发展。
然而，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仅依靠技术创新已经无法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突破数字经济条件下一些领域比如高端芯片、软件、算法等一些卡脖子技术的限制。
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创新为先导，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从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业界关注的问题。
杨瑞龙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创新和产业融合的渠道和机制，而这个渠道和机制的根本在于制度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建立数据交易规则时面临着如何在数据保护与数据开放共享之间取得平衡，以解决数据孤岛化和碎片化的现象，以及如何保护数据的安全隐私等诸多问题。”在上述论坛上，杨瑞龙举例说。
在杨瑞龙看来，目前产业数字化面临着很多问题，既有创新侧的问题，也有产业侧的问题，还有创新侧向产业侧转变、创新产业融合等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解决这些问题，创新技术固然重要，但制度创新更为重要。”杨瑞龙说。
那么现实中，究竟应该谁来创新？目前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企业家，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政府。熊彼特认为，创新一般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创新的实施主体是市场中的企业家。
与此同时，提倡创新应由政府主导的观点认为，数字经济当中很多关键性技术往往赶超风险巨大，需要持续的研发和投入，同时具有较强公共特征的技术体系，也会产生市场失灵问题，这导致一些关键技术的创新很难由个体的企业突破。
例如，目前中美科技脱钩、“卡脖子”技术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下，需要组建“国家队”来集体“攻关”，突破科技创新中的风险，如光刻机、高端芯片等。
对于这两种观点，杨瑞龙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创新的不同环节，研究发现目前的创新并非单一，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基础研究阶段，属于纯公共产品性质，一般由政府主导或者非营利性机构如大学、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或实验室完成；第二个环节是应用开发阶段，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也由政府主导；第三个环节是中间实验阶段，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应该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协作来完成，其中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第四个环节是实现商品化转化阶段，偏向私人产品性质；第五个环节是大规模产业化阶段，属于私人产品性质。后两个环节的创新活动一般由市场里的企业来完成。
杨瑞龙表示，这表明在五个不同的创新环节里面，政府和市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因此，单纯讲政府来做或者企业来做创新都是不全面的，因为创新由不同阶段组成，政府和市场应该各司其职，既不要错位，也不要越位。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创新和产业融合是创新产生新质生产力的惊险一跃，创新呼唤企业家，这意味着，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显然，这些创新活动是由活跃在市场竞争中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经营者来完成的。
所以，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杨瑞龙解释道，创新需要企业家，但我们在理解企业家的时候，往往强调技术创新。但除了强调技术创新，我们更强调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除了包括微观主体的行为、组织结构的调整，一些治理框架的设计等外，还要变革传统工业体系下产权保护和产业规制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