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充斥着一种“中国正在焊死工业化的大门”的论调。11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曲永义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很不赞同，“‘十五五’时期，中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毫无疑问，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历史性成绩，不仅产能巨大，在某些领域也开始‘领跑’。不过，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建立在全球充分合作与共享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在开放和可预期的环境下才有利于持续取得优势。此外，科技进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化应用需要兼具成本低廉和稳定性高，中国工业远未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在曲永义看来，“十五五”时期我国工业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需从确保总量稳定增长、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和产业安全等三个维度实现十个方面的转变，才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我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目标，曲永义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态度，中国决不能走制造业“空心化”的不归路。为此，一是要加快从恢复型增长转向创新型增长。切实转变工业发展思路，以科技自立自强和数字智能革命引领工业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十五五”工业增长的根本。二是要从总体普遍性增长转向结构差异性增长。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全球创新中心”目标的演化，传统产业将趋于达峰甚至下降，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产业化为工业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工业创造新发展空间。三是从经营主体分散竞争型增长转向领先者整合型增长。随着数字智能革命的深入，新兴产业表现出更高的进入门槛，高昂的研发成本和一次性设备投入、直接面对全球巨头的竞争，这迫切需要以领先者整合型增长模式集中资源，牵引带动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
“十五五”规划建议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曲永义也表示高度赞同，“我们不仅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还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重要的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中国科技能力根本改观的治本之策。”曲永义相信，我国工业在创新系统重构下创新能力将会有显著提升：一是加快宏观科技资源配置结构从重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特别是引导、支持和鼓励一批极具创新潜力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工业企业联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基础研究。二是推动研发投入动力从政府主导转向企业主导。全方位优化工业企业主导的科技资源配置话语权和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研发经费配置从“试验开发”转向“应用研究”，从“重市场、轻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向“创新与市场并重”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三是实现创新主体关系从主体连接转向主体融通。着力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单点式作战”转向“融通式作战”，主动对接工业企业特别是领军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强化各类创新要素围绕战略性产业领域的融通与共享。四是满足创新需求从市场需求主导转向响应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并重。引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强化战略性基础研究前瞻性布局和优化新型举国体制实施体制机制，进一步把支持高端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容错型创新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未来5年，我国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我国工业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曲永义表示，一是从确保底线型安全转向保障发展型安全。要在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同时，保障自动驾驶、人工智能、6G等关键产业领域的发展不落后，确保实现发展安全。二是从泛在安全转向精准安全。安全和效率是全球产业竞争的两大根本逻辑。产业安全要更加注重效率，构建完善的产业安全法制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部门协同体系以及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实现高效率安全和精准安全。三是从单环节安全转向全生态体系安全。“十五五”时期，美西方会进一步推动产业生态“去中国化”以及创新生态的“对抗中国”，中国不仅要在单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确保自主可控和产业安全，还要坚决维护全球统一的技术创新生态和产业标准体系，这是我国产业发展和领先的关键。
刚刚从非洲调研回来的曲永义对于中国工业的溢出效益深有感触，“在津巴布韦，因为中国生产线的建成，红砖由0.15美元/块降至0.09美元/块，大大降低了当地人的建房成本。中国工业越成功，世界越受益，不仅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而且，中国人自己淋过雨，更懂得为他人撑伞，我们会尽己所能帮助最大多数人共享全球经济发展红利，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