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9日，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开盘即大跌30%，盘中最低触及31.02美元/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达到27.96美元/桶。这是自1991年以来，国际油价最大一次暴跌。
当前，疫情持续影响着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致使原油需求大幅下降，流动性风险剧增。同时，国际油价预期下调，也对金融市场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出现美股熔断、卢布汇率大跳水的情况。
在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预期下调的双重作用下，这一次原油价格暴跌，造成风险叠加，进而破开了世界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产业体系的三重大门。这有可能意味着始于1994年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已近尾声和逆全球化进程的开始。
低油价“三重门”风险应引起各方重视。
石油具有商品、产业和金融三重属性。从供给和需求层次看，石油具有可贸易的国际商品属性。
作为一种可贸易品，石油具备普通商品的特点，也就是受供给和需求的影响。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介绍：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商品的价格。
当前，很多关于商品价格的分析，都是基于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分析，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关于石油的价格，单单从供给和需求来分析却并不合适。石油供给的垄断性使其价格受供给方影响比较大，这也意味着决定全球石油价格还有更加复杂的机制。
从产业链层次看，石油不仅是一种普通的自然资源，更是战略资源、工业粮食。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各国的产业体系和全球化进程都建立在石油石化体系之上，产业范围甚至包括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最典型的是，随着石油石化工业的崛起，包括化纤和化肥工业的诞生，解决了困扰人类经济发展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解决了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过度增长可能导致的马尔萨斯陷阱风险，并且涌现了许多新的产业，形成了全球完整的产业链。这个全球产业链从1991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布局，形成了现在的国际产业分工。
因此对于当前油价的分析，不仅要着眼于石油的供给和需求，更应该看到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当全球产业分工发生变化时，很多原有的优势会成为成本，旧有工业区域会重新崛起。例如美国的新泽西州，虽然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工业持续萧条，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新泽西州化工业迅速重新崛起。
从产业链层次来思考石油石化价格的长期趋势恐怕是必要的。如果说国际油价在需求和供给层次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话，那么在产业层次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中的乘数关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石油价格，短期的暴涨暴跌，背后反应的是金融的属性。
首先在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包括天然气）都是期货价格。在1971年8月15号，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价值的支撑体系就是石油。
当今，国际金融仍旧以美元为基准，国际贸易体系80%以美元结算，欧元和日元仅仅是补充，美元的背后就是石油。
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金融逻辑，就不难理解当卡扎菲和萨达姆政府在石油贸易中想要采用欧元结算体系时，美国为什么会进行武装干涉。虽然奥巴马政府试图把石油美元体系变为碳美元体系，但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又进一步加强了石油美元的特性。而这才是当今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最根本原因。
与产业层次所能决定的石油价格相比，在金融层次，美国资本所掌握的金融工具对于全球石油价格的影响是指数关系，也就是说石油价格可以和它的生产成本、现有国际产业分工所能承受的成本毫无关系。
在当前的国际市场上，能够决定全球油价的，并不是沙特和俄罗斯，而是美国。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能够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和掌握国际产业分工的规则，来改变石油的价格预期和流量，来影响石油价格。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
产业振兴问题，首先通过税改和扩大赤字降低成本。其中，从今年开始着手解决上一届政府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即以道琼斯指数为代表的金融泡沫。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所说的“排干沼泽地”。同时，还制造和利用各种危机，推动跨国公司产业回归，重振美国制造业，重启美国石油采掘业，以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和能源供应安全问题。
分析2016年至今与石油价格相关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国际产业体系的变化，美国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影响最大的变量。特朗普政府通过不断挑起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大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迫使跨国公司回归美国，解决产业回归的问题。虽然实施了减税和颁发了各种各样的产业优惠政策，但由于美国的劳工成本比较高，这样的产业回归还是面临一定程度的阻力。
美国政府就此开启了第三道大门。也就是利用石油价格暴涨暴跌，来挤压金融行业的泡沫。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夜之间暴跌2000点，创造历史之最。
在石油价格和金融泡沫破碎交替作用下，30年以来的国际产业链分工面临瓦解，石油美元价格导致的国际金融明斯基时刻已经到来。
3月9日国际油价的暴跌有明显的指标意义。美国自此开始从石油贸易入手，开始挤压美国国内金融泡沫，同时打击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这一系列的动作，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将一直持续，全球油价暴跌风险还将一直存在。
相对来说，美国金融实力比较强，可以向国外转嫁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要因为石油价格的冲击，成为国际贸易萎缩、国际产业分工瓦解和国际金融波动三重不利因素的最大受害者。
对于中国而言，石油价格暴跌并不能保障石油供应稳定和采购价格下降。因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签订包销合同，我国石油采购价格下降空间有限。石油价格下降空间有限，导致整个工业的成本仍旧处于高位之中。
更严重的是，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瓦解，新兴市场国家外贸订单迅速缩减，企业开工不足，将会导致原油需求、价格进一步下跌。最后风险全都集中在金融领域，新兴国家就可能因为债务问题，金融风险敞口空前扩大。
解决由于石油价格巨幅波动而引发的系统性产业、贸易和金融“三重门”风险，首先应在保障石油基本供应的基础上，通过财政改革推动国内贸易带动产业增长，同时认真去杠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降低基础能源价格，激活工业发展的动力，把石油价格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变为促进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时杰.低油价三重门风险已现[J].国企管理,2020(10):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