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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典范，是解决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产业链治理方面“失灵”的正确选择。中央企业作为介于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类“协同力量”，可以从产业链治理中的特定“失败”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出发，明确并落实中国情境下有效解决不同“失败”问题的具体途径，由此承担起现代产业链链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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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全球疫情和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等“逆全球化”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不仅是应对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化的现实选择，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战略要求。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要求产业链链长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出发，更加主动地推动产业链相关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围绕国家产业战略安全和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国有企业产业基础优势，引领整个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共享，守住产业安全的底线，增强产业链稳定性，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特色的链长制，在实践上源于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围绕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集聚和提升所提出的“链长制”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机制解决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协同性不足的问题，目的是利用区域行政长官的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精准、高强度、持续性支持。早在2017年11月23日，长沙市就提出在全市各个省级以上园区设立22个产业链推进办公室，由20位市级领导担任“链长”，园区相关负责人、业务骨干和各市直部门、区县（市）选派的优秀干部88人组成产业链推进团队。随后，浙江、湖南、广西、湖北、广东、河南、江西、山东、云南等地均围绕本地主导产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区域产业集聚出台了“链长制”的相关政策文件，确立了由地方行政长官担任重要产业“链长”的工作机制。而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各地探索“链长”以帮助协调连接产业链“断点”、疏通连贯产业循环“堵点”、化解与全球产业链断链脱钩风险，“链长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
除地方链长以外，中央企业在构建中国特色的链长制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条件方面，中央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掌握了大规模战略性市场，同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规范的管理机制，这都是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具有的良好资源和能力基础。作为中国科研投入、产出和研发平台的重要主体，中央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等方面发挥主导力量，是保障产业链安全、产业链韧性、产业资源要素供给可得性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中央企业是整合和协同上下游、带动各类创新主体构建创新网络和生态的核心力量，为自身打造产业链链长、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央企业可通过链长建设工作强化与其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纵深发展。
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成为可能。这种结合如何落地？
以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典范，是解决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产业链治理方面“失灵”的正确选择。中央企业作为介于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类“协同力量”，可以从产业链治理中的特定“失败”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出发，明确并落实中国情境下有效解决不同“失败”问题的具体途径，由此承担起现代产业链链长功能。
针对激励失效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协同供应链稳产稳供等途径，在承担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市场激励或金融激励，提升全产业链主体从事高“外部性”活动的激励水平，从而保障产业链在“卡脖子”技术、基础软硬件、战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给等方面的安全水平。
针对协调失当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统筹全产业链国际化等途径，对内创造规模化创新市场，牵引新兴产业链发展壮大；对外整合全产业链国际化力量，带动上下游生产和服务企业一揽子“走出去”，从而推动产业链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提升。
针对系统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牵头建设高水平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立健全产业共性技术扩散应用机制等途径，弥补当前创新系统中存在的公共创新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提高公共创新供给水平和扩散速度。
针对决策失灵问题，链长企业具有更直接、全面的信息和决策优势，通过快速反应和科学决策，推动产业链产业整体性转型，推广适合中国情境的新模式、新应用、新机制，从而打造高质量产业共同体和现代产业集群。
要精准地实现强链、补链、延链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在中央企业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新要求，中央企业主动作为，聚焦核心主业争当链长，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形成对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主体支撑功能，在此基础上强化链长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融通带动作用，绘制产业链发展图谱勾勒产业发展蓝图吸引更多主体积极参与，打造产业发展协同平台加速破解产业发展的技术、资本、人才等核心难题，创新合作机制激励上下游各类主体协同创新和共生发展。例如，中国电子聚焦绿色安全计算产业链，构建PKS“中国架构”；飞腾CPU与国际主流产品性能差距缩小；麒麟操作系统信创市场占有率达85%，产业链“短板”不断得以补足；中国宝武聚焦绿电制氢、近终型连铸连轧、二氧化碳碳捕集和封存、资源化利用等低碳创新重点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引领全球钢铁业绿色低碳技术发展；中国商飞建设大飞机创新谷，搭建大飞机创新资源集聚平台；中国船舶建设青岛海西湾造修船产业集群，瞄准“造船与修船结合、总装与配套结合、产学研结合”等，提升了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同时带动产业链中相关主体创新发展。中国一汽联合兵装集团、东风汽车成立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打造成为前瞻与共性技术协同创新平台，聚焦智能底盘、绿色动力和智能网联三大领域，实施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八大共性技术突破工程，强化智能汽车的产业链根基。
在“现代产业链链长”的发展中，还需要来自政府、企业、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
现代产业链链长作为地方和央企的自主行动和主动担当，已经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例如，通过大项目牵引全产业升级和加速国产替代，开发新产品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形成活跃的产业生态，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制约，建议下一步强化对产业链链长尤其是中央链长企业的政策支持。
一是将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和监督中央企业的核心职能之一，根据不同中央企业的技术经济以及安全风险特征，在现有分层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关注链长企业的产业发展属性，推动中央企业在基础研究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平台打造建设、创新生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扮演新的角色。
二是加大对链长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加强资金的支持。对于产业链链长及相关企业，增加相关资金预算，相关资金由链长及产业链中的相关主体自行统筹，并放宽审批条件，加快审批速度。鼓励链长企业牵头成立产业链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产业生态发展。
三是鼓励链长企业打造产业链平台或者产业联盟，成为链长企业与国内乃至全球产业网络中企业市场主体、创新主体沟通协作的平台。支持中央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加大联合研发力度，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推动企业研发机构“走出去”，吸引研发人员和研发机构“走进来”，促进全球科技要素的整合利用。
四是支持链长企业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立足中央企业作为链长企业在产业、用户、数据、场景等方面的优势，鼓励中央企业推进工业大数据、物流大数据等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和示范，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赋能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