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工业文化内涵与价值

工业文化的理论内涵和作用

工业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个体和集体不断积累下来的物质生产、制度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王新哲、周荣喜，2015）。自18世纪工业革命发端，开启了工业文明，工业文化成长发育，逐渐成为助推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并成为助力大国崛起的关键。自近代洋务运动开始，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探索实践中，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建设中，我国工业文化不断孕育成长，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人类工业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建设，用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凝聚共识。而中国工业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化体系、凝聚中国工业文化力量、引领中国工业文化实践、提升中国工业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业文化是一个社会普遍持有的有关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如何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样的工业等基本问题的共同观念体系，反映了社会有关工业的根本性立场、态度、信念和取向。其中，工业价值观、工业精神和工业伦理是工业文化的基本要素，他们分别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如何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样的工业这三个基本问题，共同组成了工业发展治理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与党的坚强领导、产业管理、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等正式机制共同构成完整的工业治理体系。工业文化就像工业的“基因”，可以推动规模庞大的经营主体行为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特征和惯例，从而对工业发展产生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影响。相对于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正式的工业治理方式，工业文化在引导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方面常常能发挥协调成本更低、凝心聚力效应更强的优势。

工业文化是工业实践的结果，创造先进的、代表更高文明水平的工业文化，本身就内含在一国的工业化目标体系中。工业既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存在，也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新型工业化目标，既包含以新型的方式创造有形的工业产出，也包括以新型的方式创造无形的工业产出，即工业文化。事实上，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化并通过工业化跃居工业强国的国家，无不是在创造了独特的工业物质形态的同时，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文化形态。例如，19世纪末期，德国在推动化工等科学基础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开创了不同于领先国家英国、更加尊重科学研究的工业文化；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勃兴，一方面带来了大规模生产和电气化技术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和重视冒险创新的工业文化；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在消费电子、节能汽车等新领域实现赶超，而这些工业财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独特的强调组织内外合作和工匠精神的工业文化。中国工业文化在中华民族不懈的工业探索实践中孕育和发展。新型工业化强调的绿色、包容、共享等要求，必将创造包括新的工业价值观、新的工业精神和新的工业伦理等在内的人类工业文明的新形态。

工业文化不仅影响政府的工业发展战略制定和产业政策实施，而且影响企业的发展导向、技术选择、管理模式和市场竞争行为，影响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非市场组织的知识生产和服务供给，以及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和合作关系，通过强化或者阻碍特定的经济活动，最终对整个工业发展的路径和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欧洲重商主义时代推崇制造业的社会文化极大促进了欧洲工业的繁荣，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制造业的贬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时我国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创新（严鹏、陈文佳，2019），而今天我国对工业是立国之本的共同认识则有力驱动了工业的大发展。

中国工业文化对新型工业化的塑造作用

中国工业文化的独特性和先进性，是中国工业化道路能否实现“新型”的关键影响因素。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既是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的结果，也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工业文化不断发展，并持续影响技术活动进步和产业发展的结果。自近代中国的工业自强不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发展自力更生，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坚持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贯彻在中国工业文化中强烈的自立自强精神和“发展主义”导向，是中国工业顽强不屈、由弱到大、由大到强的重要支撑。相反，现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将生产制造视为污染、危险、低质量劳动的代名词，形成了轻视工业生产活动的社会文化，是造成其逐步陷入“制造业空心化”和脱实向虚困境的根本原因。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重要机会窗口，中国工业文化的先进元素和比较优势，必将塑造中国工业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工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跃迁。

第一，中国工业价值观的先进性决定了新型工业化目标使命的先进性。作为人类新的工业文明形态，新型工业化的根本目标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文化高度契合。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天下为公的情怀，决定了中国工业文化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将中国的生产制造、适用技术和基础设施扩散传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共同繁荣的过程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题中之义。

第二，中国工业精神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新型工业化实现方式的独特性。工业精神包括作为生产要素整合利用者的企业家的精神，以及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劳动者的精神。中国企业家精神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例如，西方企业家精神是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发展起来的完全理性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创新精神同样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但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追求更加多元化，如中国企业家精神具有更强的集体主义内涵，更容易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协作，有利于形成产业发展合力。中国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工业自立自强有更强的偏好，有利于实现产业安全。中国企业家精神与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融合，表现出更强的承担社会责任倾向，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所追求的实现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要求更加兼容。工匠精神层面，中国的产业工人除了追求精益求精的技能积累和终身学习，还崇尚坚韧、奉献的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就像当代“工匠型人才”，要守“匠心”、习“匠术”、明“匠德”，这些品质是中国质量强国建设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坚强力量。

第三，中国工业伦理的恰当性决定了中国新型工业化范围边界的恰当性。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在数字技术、生物技术革命性、簇群式突破的背景下展开的。人工智能、基因生物、脑科学等科技的大规模创新和产业化，一方面可以大大提升工业生产效率，为人类创造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显著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健康状况；但另一方面，不加约束的技术发展和商业化，也可能出现机器人成为新的社会主体等巨大的伦理风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道和仁爱精神在工业文化领域的延伸，决定了中国在技术定位和产业选择方面，将极力避免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的技术开发和商业应用，致力于发展那些符合人类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技术、产品、企业和产业，确保工业化切实服务于人与自然。例如，中国2019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就明确提出了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八项人工智能原则，彰显了中国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担当和取向。

进一步促进中国工业文化发展的建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鉴于工业文化对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塑造和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要重视产业政策等显性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也要重视工业文化这一隐性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弘扬。工业文化对工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作为来推动。当前中国在工业文化建设方面尚存在重要性认识不够、规划和政策缺位、载体建设不足等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推动政府、企业家、科技工作者、产业工人等各类主体形成强大的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力，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国工业文化建设。建议未来从战略地位、政策体系和科教体系三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特色鲜明、文化内涵先进、文化外延丰富的工业文化创新发展。

一是进一步提升工业文化战略地位。虽然在党和国家层面，包括工业文化在内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产业发展领域，不同部门、不同群体对工业文化的战略作用的认识仍十分不平衡，工业文化在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中的定位和作用尚缺乏明确、系统的表述。建议明确将工业文化建设纳入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工业总体规划，将中国优秀工业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传播渗透到产业管理、政策制定、企业管理、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基础研究的方方面面，使中国工业文化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有力支撑。

二是进一步完善工业文化政策体系。目前，中国有关工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政策文件主要是2021年由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该文件从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组织实施等各个维度对发展中国工业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部署，构筑了我国工业文化发展的初步政策框架基础。但总体上看，该方案在回应新兴技术和数字经济等重大时代主题方面仍显不足。例如，虽然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规范，但在工业整体以及生物技术、机器人等重点新兴技术领域，仍缺乏明确的伦理规则。建议进一步科学判断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的伦理和安全影响，不断完善中国科技伦理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全面地引领全球工业文化发展。

三是进一步完善工业文化科研体系建设。当前，中国的工业文化体系建设仍侧重于载体和传播体系建设，对工业文化科研体系建设的关注度相对不足。工业文化研究是工程技术、考古学、经济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跨领域研究主题，涉及的知识基础广泛，复杂度高，然而目前中国不仅缺乏专门性的工业文化研究机构，即便在既有的工业技术和经济研究机构中，工业文化研究的力量也十分薄弱。建议加快建设跨学科的中国工业文化专门性科研机构，同时，鼓励既有科研院所基于既有优势向工业文化领域拓展研究主题，促进工业文化研究与各类研究的融合。

季为民.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工业文化内涵与价值[J].中国发展观察,2024,(05):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