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NO.7》在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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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8）No.7》是由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撰写的第7本产业蓝皮书，重点研究了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情况。蓝皮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总体情况以及中国新经济的竞争力与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应对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总体思路；第二部分研究了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力格局，对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聚焦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竞争力；第四部分对我国地区间的新经济竞争力在省（市）及区域层面进行了比较。
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表现，就是新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为了科学把握我国新经济的竞争力，蓝皮书专门构建了新经济指数。以新经济指数为基础进行评估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新经济已有一定基础，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为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新经济是当务之急。
1. 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是，传统的优势有所弱化，新的优势正在形成和聚集
蓝皮书指出，从初级产品（不含燃料）、制成品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竞争力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总体格局是，制成品的竞争力远远大于初级产品（不含燃料）和服务业，总体趋势是，初级产品（不含燃料）与服务业的竞争力与制成品的竞争力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的初级产品（不含燃料）和服务业的竞争力较弱，没有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皆小于1、贸易竞争力指数皆小于0。制成品虽然有比较优势，但从2014年开始有所弱化，国际市场占有率结束长期上升态势，2016年有所下降。
长期以来，制造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我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我国要实现由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从贸易竞争力指数看，长期以来，我国中高端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大大低于低端制成品。高端制成品尽管在制成品出口中占有很高比重，但贸易竞争力指数最低，预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高端制成品所处层次较低。我国中高端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长期低于低端产品，且处于1以下。
就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竞争力而言，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服务业竞争力较强。与制造业无直接关系的服务业中，与信息化相关的服务业竞争力较强，而且提升速度很快。服务业中各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方面，与商品直接相关的服务和建筑业的市场占有率最高；金融服务，保险，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虽然不断提升，但仍较低；反映一个国家前沿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不足1%。与商品直接相关的服务、建筑业等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已从一个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等行业比较优势没有明显提升，仍处于极度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之列。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服务、保险、知识产权使用费等贸易处于赤字状态。
2. 中国正处于新旧比较优势的转换期，新经济发展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总体状况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在弱化，而新的竞争优势仍没有完全形成，因而处于新旧比较优势的转换期。比较优势的转换能否成功、转换期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经济的发展状况。新经济如果发展越来越快，基础越来越稳固，中国就能成功地从传统的比较优势转到新的比较优势上去。
蓝皮书构建了一个包括6大指标体系的新经济指数。新经济指数由创新能力、全球化、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6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构成。根据新经济指数，蓝皮书搜集并计算了全球22个国家的新经济指数。从计算结果看，美国的新经济竞争力优势十分明显，是新经济发展中的超级大国；中国新经济发展已有一定基础，但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分项来看，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中与美国相比，中国差距最大的三个领域为绿色化、创新能力和网络化，而尤以创新能力的差距最明显。创新能力方面，美国位居第1，中国位居第17；绿色化方面，美国位居第3，中国位居第14；网络化方面，美国位居第1，中国位居第8。
3. 东部地区新经济竞争力最强，西部地区最弱；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位居前5
蓝皮书以地区新经济指数为基础，对各地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发现，我国的新经济发展情况，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见下图）。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位居前5。
2016年中国部分省份的新经济指数比较
分项指标考察，虽然排名靠前的省份位次随不同年份而有所不同，但居前列的都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这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发生改变。2016年创新能力居前5位依次为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和山东。全球化排名前5位的省份，2016年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天津和江苏。绿色化排名前5的省份，2016年依次为北京、江苏、广东、天津和浙江。数字化指数排名前5的，2016年依次为北京、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网络化排名前5的省份，2016年依次为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和上海。智能化排名前5的省份， 2016年依次为广东、江苏、福建、浙江和上海。
就四大区域而言，总体态势是，东部地区新经济竞争力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再次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弱。分项考察，部分指标与总体指标的区域排位有所差异，有的指标西部地区超过东北地区，如数字化方面西部地区就高于东北地区，部分指标东北地区超过中部地区，如全球化、网络化方面，东北地区就超过了中部地区。而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各项指标都处于劣势。
4. 美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可能扼制中国在新经济方面的发展势头
蓝皮书指出，美方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不能完全扼制中国在新经济方面的发展势头。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短期内会影响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并不能完全扼制中国新经济蓬勃的发展势头。
第一，新经济的发展是由一系列颠覆式技术所引领、支撑的。美国企图通过加征关税的办法完全扼制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则须对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有着准确的判断。对此，不仅我国难以做到，美国政府同样难以做到。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税实质上是一种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要发挥作用，涉及识别需要限制的产业类型。在突破式技术变革和创新时期，产业之间的关系将会被重新塑造，产业间的技术关系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专家，都无法根据历史的产业关联科学地识别出真正的关键产业。新经济的发展是由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的一次大的经济变革，技术上面临的是一次突破式创新，这一变化是全球性的，其变革的方向具有不确定性。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网络化的特点正在重新定义产业的边界，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十分明显；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因素所引起的创新方式变革，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扩散路径更具随机性、多样性。
第二，引领新经济发展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创新可分为果实类创新和重组式创新等类型。重组式创新将旧思想重组视为新思想产生的源泉。数字化技术为思想的重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新技术的产生、扩散、拓展速度空前加快，对技术进步的方向预测的难度也空前增加。
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会损害自身新经济发展的潜力，也会损害全球利用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新经济发展，并以此增加全人类福祉的潜力。对于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应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回击，届时美国自身发展新经济的潜力会因其“霸凌主义”行径而受损。中国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充分利用新经济市场规模成长优势，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使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壮阔之举。
第一次产业革命形成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全球的产业间分工，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带来了产业链分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从产业链式分工向产业网络式分工转化，多层次的网络化制造格局将由此形成。提升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一个国家要在新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制订发展战略时就必须使政策不仅能利用其在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能不断地提高这种能力。影响这种能力利用和培育的因素很复杂，但加强国际合作、实施开放式创新则是利用和提升此种能力的根本保障。
5. 平台经济呈现多边开放化、规模化、服务化、新经济模式化等发展趋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税收、垄断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蓝皮书指出，平台经济具有生态性、开放性、共赢性和普惠性等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交易平台逐渐由双边向多边、开放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意识到，开放平台吸引第三方商家入驻，对于快速扩充商品品类，实现平台增值和规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交易内容由生产化向服务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服务类交易平台正在快速发展，包括团购、外卖等生活服务类平台，也包括金融、设计等生产服务类平台。三是交易方式逐渐由线上向线上线下融合化发展。四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的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如以闲置资产使用权交易为核心的分享经济正在快速崛起，并以其强大的资源重构能力，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塑造了一大批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企业。
平台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有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税收问题和垄断问题。
（1）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平台交易的确给消费者带来了便捷，但也加大了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风险。一方面，网络虚拟性使得消费者无法分辨不法分子的欺诈行为，各种新型技术更是使得欺骗方式层出不穷，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另一方面，网络超地域性也会使得网络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难度增大，尤其是网络超出国境的消费者权益国际管辖问题。
（2）税收问题
平台经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协作分工方式和经济理论框架，带来经济结构的整体变革，对传统的税收理论和实践，以及现有税收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平台经济格局下，经济主体趋于小型、灵活和分散化，商业组织结构更加开放、多元，纳税主体更加小巧、灵活和碎片化；商业交易更加频繁、高效，冗长的供应链条将被分布式、实时协同的网状协作所解构，将弱化以层层抵扣为抓手的流转税体系的价值；以厂商为中心的大生产、大零售、大品牌、大营销的商业模式将被以消费者为主导的C2B柔性化模式所替换，推动税制重心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迁移；批量化的流水线和大额交易将被大量碎片化交易所替代，推动税收管理的精细化、柔性化；产销消清晰的商业合作模式将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存量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将被盘活共享，库存有望成为历史，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优化，有望将重新定义纳税人和税基；数字货币将带来金融和财务变革，而金融和财务是税收的基础；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满足人类经济生活需求，将对包括税法在内的各项法律提出全新挑战。
（3）垄断问题
平台经济时代，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建立适应于新经济产业发展的竞争规则。在平台经济时代，竞争机制仍然是配置经济资源的最基本方法。但是，如何反对垄断、维护竞争机制，一成不变地沿用工业经济时代的做法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应针对平台经济的竞争特点，对当前反垄断理念、规则进行重大改造、变革，形成适应于平台经济发展的竞争规则。另外，如何解决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影响竞争规则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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